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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子仪
金代是我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由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封建政权之一。金代文学从最初“借才异代”时期由宋、辽入金的文人如宇文虚中、蔡松年开始，就具备了不同凡响的高起点，再至后来“国朝文派”蔡珪等人大放异彩，金源文学进一步走向繁盛。文学繁盛背后，是金代科举制度的发展。女真族执政的金王朝并没有固步自封，相反他们积极学习汉人，实行科举制。金代科举制中存在大量前朝科举的踪影，但同时也颇具本朝科举特色：金代科举对各民族文人营造较为宽容的环境，为他们提供大量实现自身理想抱负的机会。这使得金代科举成为我国科举史上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目前，对于金代文学或金代科举研究尚非，但近年来也逐渐呈现增长迹象，而与金代文学密切相关的金代科举的行废与特点，暂无详细的研究。笔者将其作简要归纳，以供参考与指正。
一.由兴至废：金代科举行废的四个阶段金代科举之行废，主要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首先，草创时期，初具雏形。天会五年（1127），金太宗完颜晟下诏宜开贡举，首倡科举制，这标志着金代科举的开始。金代科举制度实施最初的目是基于辽与北宋灭亡背景下，女真族统治阶级“时以急欲得汉士以抚辑新附”，也就是急需巩固自身统治，网罗更多优秀人才而产生的。那么，身为少数民族执政的金代，在自身没有科举的情况下，自然将目光投向了前代科举之制，选择“设科皆因辽、宋制”。《金史》中这一段描述，明确指出金代科举是以前朝科举为基础而加以删减增加而成。和所有初步创建的制度一样，金代科举在草创阶段也具有一定不足，例如“初无定数，亦无定期”行期不定，考试内容缺乏规范章程，且殿试这一环节有所缺失等，但总而言之，太宗朝科举制度具有里程碑意义，为整个金代科举奠定基础。
其次，便是金代科举的成熟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金熙宗及海陵两朝，历经二十余年，几经完备。金熙宗朝时，科目已经比较全面，“有词赋、经义、策试、律科、经童之制……”，涵盖了词赋律科等各门类。至海陵庶人，则出现了删减变动，如海陵天德三年的“罢经义、策试两科”，开殿试等。金代科举至海陵王时，其基本框架已经完全确立。《金史》载：“贞元元年，定贡举程试条理格法。正隆元年，命以《五经》、《三史》正文内出题，始定为三年一辟。”，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此时的科举已不再是无定数、无定期的选拔机制，它变得章程化，规范化。三年举行一次的举办时间、科举考试内容范围以及“凡诸进士举人，由乡至府，由府至省”的乡府省三级试的科举模式在这一阶段得到了初步的确立。
之后，金代科举发展到了鼎盛阶段。这一阶段发生在金世宗与金章宗时期，当时的金王朝“基本上处于和平发展阶段，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建设也达到了长足的进展”面对这样的局面，金世宗完颜雍分别于大定与明昌年间，逐步恢复了被海陵庶人废除的经义各科，同时又增加制举、宏词两科。稳定的社会环境下，科举成为文人入仕的首选，故而科举的地位在世宗章宗二朝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同时，这一时期也涌现出一大批科举出身的政坛人物，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终金之代，科目得人为盛。诸宫护卫、及省台部译史、令史、通事、仕进皆列于正班，斯则唐、宋以来之所无者”金代科举繁盛画面。
然而，随着金王朝国祚衰微，金代科举最终也步入了衰落阶段。由卫绍王开始直至金哀宗时期，金代科举随着蒙古人铁蹄的践踏而繁荣不再，期间甚至因为社会局面动荡不安而出现了若干次中断。与所有事物一样，金代科举中始终存在着弊病与不足，而它自身的不足在进入衰落阶段后也开始不断扩大，逐渐阻滞了金代文学乃至金代社会的发展。最终，伴随着金王朝的灭亡，金代科举也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
二.包容万象：金代科举的三大特点金代科举有着独具其特色的科举特点，这种特色使它既区别于一般汉族为统治阶级的王朝的科举，亦使它与其他少数民族执政下的科举制形成鲜明对比。“重实用”是金代科举的一大特点。薛瑞兆《金代科举制度考述》中详细罗列出金代历年科举试题，其中不乏有与时政紧密相连的试题如天会十二年科举会试试题“天下不可以马上治”、正隆五年御试赋题“赏罚之令信如四时”、大定三年省试“夙夜求贤务在安民”大定二十二年御试诗题“发仓振乏馁”等。灭辽之后，金人将目光投向宋，然而天会十年南渡失利使得金人开始意识到灭宋不易，流露出“大国息兵之意”，继而转意议和，偃兵修文。天会十一年，金人派使臣使宋议和，而天会十二年即出试题“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可以看出统治者从主战转为发展，想要以文德治国，于是以试题考量文人对于时政的看法以及文德治国的策略。再看正隆、大定年间试题，便能发现社会稳定繁荣背景下的金代，科举试题也主要偏重于吏治民本，讨论如何以民为本进行统治，可以说是少有空谈，“实用”色彩非常浓厚。
“崇汉学”是金代科举的另一特点，这主要从金代科举试题范围与内容两个方面反映。首先看金代科举试题范围，金代科举试题的范围基本围绕传统汉族经典，《金史·选举志一》载：“正隆元年，命以《五经》、《三史》正文内出题”、“明昌元年，诏以六经、十七史、孝经、论语，孟子及荀、扬老子内出题”。裴兴荣《金代科举考试题出处及内涵考释》中对金代科举试题范围进行总结，绘制成图表“金代科举考试题目出处频次统计表”，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汉书》、《尚书》在考题中所占比例最大，几乎占金代科举试题各类出处的六成，其余试题出处也皆为《诗经》、《史记》等汉家经典，这与上文中《金史·选举志》中的记载相符合。不仅如此，金代科举还严格规定了所用经典的选本，如“凡经，《易》则用王弼、韩康伯注，《书》用孔安国注，《诗》用毛苌注、郑玄笺，……”某种程度上，金代科举对于汉学经典选择的严格性甚至超越了唐宋科举。这些都反映出了金代科举对于汉学的尊崇与靠拢。除了试题范围外，金代科举试题的内容也能佐证金代科举“崇汉学”这一特点。观之金代科举试题内容，其内容与汉学经典所表达的精神思想相契合，这种契合实际上便是其科举对于汉学经典的肯定与尊崇。如天会十年会试赋题“好生德恰民不犯上赋”，语出《尚书.虞书.大禹谟》中“帝德罔愆，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考题内容是以舜以民为本、为政宽简的美好政治德行为例，考量考生对于以德治国的认识与策略。金人马上得天下，统治者又是彪悍的少数民族出身，但他们的考试内容却极富有儒家色彩，关心民本，讲究仁政，不可不谓是金代科举“崇汉学”特点的一大证明。
民族歧视色彩较淡是金代科举第三大特点，这也是金代科举制与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下的科举制的一大不同。金代科举在录取时没有绝对性的政策倾斜，秉持前文所提的重实用与崇汉学，金代科举常常是录取人数极多，大批汉族文人通过科举进入金朝廷任职。可以说，金代科举给了不同民族的文人同样能在政坛大放异彩的机会。反观同样为少数民族执政的元朝，则采取“蒙古人、色目人为右榜，汉人、南人为左榜，左右榜分试”的政策且“显著特点就是时断时续、举棋不定”，汉族文人被单独划出甚至被剥夺参与科举考试的机会，最后不得不于勾栏处编写杂剧求生，无法实现理想抱负。相比较而言，金代科举民族歧视色彩着实较淡，给了不同民族文人更大的发挥空间，也令金代科举更加具有生命力。
自隋唐实行科举制度以来，科举在文人的生活中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少数民族执政的金代，统治者参照前朝科举之制，继续实行科举制，为各民族广大文人提供了一个可以施展政治才能的舞台。金代科举历经四个阶段，伴随着金代社会的发展，科举也由草创时期逐步完善，并在相对平等的政策下孕育出其独有的特点。虽然最终金代科举随着金王朝的灭亡而消失，但我们仍要肯定它在当时所具有的积极意义。总而言之，对于金代科举行废与特点的研究能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了解金代科举与文人生活，有助于生动地向世人展现中国历史上别具一格的少数民族执政朝代的科举活动一隅。
